唐初政治清明,宦官數(shù)量不多,地位也很低,只負責皇宮內的守衛(wèi)和清掃等事宜,無權過問軍政大事。玄宗時,這種情況發(fā)生了顯著變化。開元、天寶年間,宦官激增至三千人,其中五品以上的宦官達千余人,宦官高力士尤被重用,開元末年以后,他居然可以審閱大臣送來的奏章,小事由其處理,大事才由玄宗自己裁決。諸王公主稱高力士為“阿翁”,太子稱其為“二兄”。此外,玄宗還委派宦官監(jiān)軍到藩國出使等重任。不過,此時宦官勢力雖然已經(jīng)抬頭,但對皇帝還是惟命是從,凡事不敢擅專。
安史之亂后,宦官掌握了軍權和財權,皇權開始削弱。唐朝宦官專權始于肅宗和代宗時期。肅宗就是由宦官李輔國扶持即位的,而即位后的肅宗對其十分寵信,讓其掌管禁兵,并升任兵部尚書。肅宗還任命宦官魚朝恩為觀軍容宣慰處置使,前線著名將領郭子儀和李光弼均受其節(jié)制。此外,宦官還掌握了國家財權。
從代宗開始,還以宦官二人充內樞密使,掌管機密、承宣詔旨,權力很大,他們和二護軍中尉合稱“四貴”。宦官有了武力作后盾,地位愈加鞏固。他們有權任免將相,地方上節(jié)度使也多從禁軍中招用。由于宦官掌握大權,藩鎮(zhèn)多引為內援;宦官為了??增加自己的實力,以便控制皇帝,也多引藩鎮(zhèn)為外援。
德宗時所設護軍中尉二人、中護軍二人,全以宦官充任,統(tǒng)率左右神策軍、天威軍等禁軍。從此,宦官掌典禁軍成為定制。
宦官擅權給整個社會帶來了災難。當皇帝不滿于宦官時,宦官可以殺死并廢立皇帝。唐后期的順宗、憲宗、敬宗皇帝皆死于宦官之手,穆宗、文宗、武宗、宣宗、懿宗、僖宗、昭宗都是由宦官擁立的。也就是說,從憲宗起到唐亡,皇帝都形同傀儡,宦官成為唐朝的實際統(tǒng)治者,而宰相、大臣則成為宦官的附庸,即“南衙”(外朝)成為“北司”(內朝)的附屬機構。
除了宦官專權之外,由于政見與利益的分歧,朝廷中形成了不同的派系,互相對立,這就是所謂的朋黨。
晚唐時期的朋黨之爭主要是“牛李黨爭”。唐朝中央的官僚主要由兩種人組成,一是門蔭出身,另外則是進士及第出身。依據(jù)政治傾向來說,門蔭出身的多傾向于沒落的門閥士族,進士出身的多傾向于與門閥對立的庶族。
唐朝每年平均中進士的不過三十人,但在官僚階層中卻居于主導地位,他們的政治地位相同,情趣相合,所以很容易結成黨派。當時同榜登第的進士稱同年,進士對考官稱座主,考官對被他錄取的進士稱門生,他們之間關系密切,互相援引。士族地主一貫以閥閱自矜,盡管他們的地位已經(jīng)每況愈下,但他們瞧不起庶族,仇視進士。這兩種出身官員之間的明爭暗斗,由來已久,其中歷時最長、斗爭最烈的是以牛僧孺為首的“牛黨”和李德裕為首的“李黨”之間的“牛李黨爭”。
牛、李開始結怨是在唐憲宗時期。808年(元和三年)制科考試時,應試的牛僧孺、李宗閔等通過對策,指斥時政,言詞激烈,被主考官錄取。當時李德裕的父親李吉甫為宰相,認為他們攻擊自己,因此向憲宗哭訴,并指出考試中有舞弊現(xiàn)象。結果考官都遭貶逐,牛僧孺等也長久不予升遷。這是牛李黨爭的序幕。
牛、李兩黨斗爭的高潮是在文宗時期。兩黨斗爭的形式是兩黨交替掌權,一黨掌權,不問敵黨有無人才,一律排斥;不問敵黨政策是否可取,一律更張,完全把朋黨的利益置于國家社會利益之上。朋黨之爭的結果是政治更加腐敗。
面對牛、李兩黨的激烈傾軋,文宗束手無策,哀嘆說:“去河朔藩鎮(zhèn)非難,而除此朋黨實難!”
宣宗之后,牛、李兩黨的領袖人物相繼死去,這場持續(xù)長達四十年之久的朋黨之爭終于停息。
宦官集團在面對朋黨之爭時,內部也出現(xiàn)了分裂,但最終一致對付外朝大臣,外朝大臣也相機應變。
一些不甘心受宦官集團的支配的朝臣也曾進行革除弊政、削奪宦官權力的努力,比如順宗時期的“永貞革新”和“二王八司馬”事件以及文宗時期的“甘露之變”,但結果是相關大臣或被貶或被殺,宦官勢力更加難以動搖。從此,“天下事決于被司,宰相行文書而已”。這種混亂局面一直延續(xù)到唐末。這為唐朝的滅亡埋下了伏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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