鑒賞

　　《江漢》一詩，《毛詩序》以為尹吉甫所作。今人以其無據(jù)多不相信。細讀詩文，實為召伯虎所作。其第一章詩人自稱“我”，為第一人稱手法寫成；而第三章云：“江漢之滸，王命召虎。”說到周王之命，又自稱“召虎”。第四、五、六章也有“王命召虎”、“虎拜稽首”等語。一般如果自稱為“我”，而同周天子聯(lián)系起來則稱“召虎”、“虎”，則可以肯定作者為召伯虎。此詩同傳世的周代青銅器召伯虎簋上的銘文一樣，都是記敘召伯虎平淮夷歸來周王賞賜之事。

　　據(jù)《后漢書·東夷傳》，周厲王之時因為政治昏亂，東方的淮夷入寇，虢仲征之，未能取勝。宣王之時，首先消除玁狁之患，然后宣王親征，平定淮夷之亂。宣王駐于江漢之濱，命召伯虎率軍征之。召伯虎取勝歸來，宣王大加賞賜，召伯虎因而作銅簋以紀其功事，并作此詩，以頌其祖召康公之德與天子之英明。

　　淮夷在淮北，以徐國為主，故平淮夷也即《常武》所說之征徐國。因為此次伐淮夷，宣王親征，駐于江漢之濱，召公的受命、誓師、率師出征俱在此，所以詩的前二章均以“江漢”為喻，借長江、漢水的寬闊水勢，喻周天子大軍浩浩蕩蕩的氣勢。也同樣因為天子親征，故曰“匪安匪游，淮夷來求”，“匪安匪舒，淮夷來鋪”。意思是天子到此不是為了游樂，而是為了平定叛國。這幾句前人未能明其深意，故或以為作為一個受命出征的大臣這樣說有些多余。關(guān)于開頭二句，王引之、陳奐都以為當作“江漢滔滔，武夫浮浮”，“浮浮”為眾強之貌。這樣與《風俗通義》引作“江漢陶陶”及《小雅·四月》“滔滔江漢”之語皆相合，其說頗為有理。

　　此詩著重頌揚宣王之德，不在紀事，故關(guān)于淮夷戰(zhàn)事未作具體描述。伐淮夷在尹吉甫和南仲伐玁狁之后，故詩中以“經(jīng)營四方”一句，概括南征北討之事而帶過。蓋因與淮夷作戰(zhàn)為召伯之事，召伯不能自己夸耀自己的武功。以下由“告成于王”引起對賞賜儀式特別是宣王冊命之詞的紀述。由“式辟四方，徹我疆土；匪疚匪棘，王國來極；于疆于理，至于南?！笨梢钥闯鲆粋€打算有所作為的英明君主的雄才大略。由“文武受命，召公維翰；無曰予小子，召公是似”，又見其對朝廷老臣說話時恰如其分的謙虛和鼓勵的語氣，通過表彰召康公的業(yè)績來表彰召伯虎，并激勵他再建大功。第五、六章寫宣王對召伯虎賞賜規(guī)格之高和召伯虎的感戴之情。全詩以“矢其文德，洽此四國”作結(jié)，表現(xiàn)出中興君臣的共同愿望。

　　詩中有些句子看似語意相似，其實卻表現(xiàn)了不同的意思。如第一章“匪安匪游，淮夷來求”等，出于召伯之口，是說：宣王不求安樂，而勤勞于國事。第三章“匪疚匪棘，王國來極”，出于宣王之口，則是說：不是要給百姓造成騷擾，也不是急于事功，四方都必須以王朝政令為準，這是大事。第二章“四方既平，王國庶定；時靡有爭，王心載寧”，同樣表現(xiàn)了臣子對天子的體貼。而第三章“式辟四方，徹我疆土”，則出之周王之口，體現(xiàn)著“溥天之下，莫非王土”的觀念。

　　召伯虎救過太子靜（宣王）的命，又扶其繼位，輔佐宣王化解宗族矛盾，和合諸侯，平定外患，其功蓋世。然而，正因為這樣，他更要注重君臣之禮，以身作則地維護周朝統(tǒng)治階級的宗法制度。這首詩就表現(xiàn)了老功臣的這樣一種意識。前人評此詩“意深筆曲，高詞媲皇典”，“通篇極典則，極古雅，極生動。退之《平淮西碑》祖此而詞意不及”。吳闿生《詩義會通》評此詩說：“以美武功為主，而無一字鋪張威烈。后半專敘王命及召公對揚之詞。雍容揄揚，令人意遠。”雖不無溢美，但也確實看到了此詩的特色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