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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貞觀初年，唐太宗對監(jiān)修國史的官員房玄齡說：“我發(fā)現(xiàn)《漢書》、《后漢書》記錄有揚(yáng)雄的《甘泉賦》、《羽獵賦》，司馬相如的《子虛賦》、《上林賦》，班固的《兩都賦》，這些文章文辭浮華，無益于對帝王的勸誡，為什么還要收錄在史書上呢？今后，如果有人上書議政，只要言辭直率，道理中肯，有利于治國，不管我采納與否，都必須記載在史書上?！?/p>

　　貞觀十一年，著作佐郎鄧隆上書請求把唐太宗的文章編成文集。唐太宗說：“我的詔書和命令，如果有益于百姓的，史書都已經(jīng)記載了，足以流傳千古了。如果我的命令不遵循古訓(xùn)，擾亂了政務(wù)，即使辭藻華麗，也終將貽笑后人，這不是我所需要的。像梁武帝父子、陳后主、隋煬帝，他們都有文集傳世，可是他們的行為大都不可取，最后，社稷江山統(tǒng)統(tǒng)斷送在他們手中。君主圣明與否，關(guān)鍵在于他的品性和行為，何必一定要有文章流傳后世呢？”太宗最終不許編文集。

　　貞觀十三年，褚遂良擔(dān)任諫議大夫，兼任撰寫帝王言行的起居注的史官。一次，唐太宗問他：“你的起居注，都寫些什么呢？可不可以讓君王自己看一看？我想看看起居注，用帝王的得失來警戒自己?！瘪宜炝紕褡枵f：“現(xiàn)在的起居注，就是古代記錄帝王言語的左史，和記錄帝王行為的右史。無論好壞全部記錄下來，以期望帝王不做對國家不利的事情?？墒牵覅s沒聽說過帝王自己要看關(guān)于自己的史書?！碧铺谡f：“我有不好的言行，你們都記錄下來了嗎？”褚遂良說：“常言道，堅(jiān)守道義不如盡忠職守。我的職責(zé)是記錄歷史，怎么可以不把一切都記錄下來呢？”黃門侍郎劉洎說：“帝王有過失，就像日月有日食、月食一樣，人人都看得見。即使褚遂良不記錄，天下老百姓都會(huì)記住的?！?/p>

　　貞觀十四年，唐太宗對房玄齡說：“我每看前朝的史書，懲惡揚(yáng)善，足以規(guī)勸警戒后人。但我不知道，自古以來當(dāng)朝的國史，為什么不讓帝王親自看到呢？”房玄齡回答說：“國史既然善惡必書，可以警戒帝王不做非法的事情。只是擔(dān)心有與君主意見相抵觸的地方，所以不讓君主本人看到?！碧谡f：“我的想法不同于古人?，F(xiàn)在要親自看國史，如果記有好事，自不必說；如記有不好的事，我可以引為鑒戒，并加以改正。你們把撰寫抄錄好的國史送過來吧?！庇谑?，房玄齡等人就把國史加以刪減整理，成為按照年月順序記事的編年體，撰寫成高祖和太宗的《實(shí)錄》各二十卷，上表呈獻(xiàn)。太宗看到六月四日所記玄武門之變說得很含蓄，就對房玄齡說：“從前，周公東征誅殺管叔、蔡叔，從而使周室得以安定。季友用毒藥殺死叔牙，而使魯國得以安寧。我的所作所為，和古人的道理相同，都是為了安定社稷，以利萬民。史官執(zhí)筆，何須隱晦？你們應(yīng)當(dāng)立即改刪虛飾之詞，把這件事的原委寫清楚?！笔潞?，侍中魏徵上奏說：“我聽說，君主身居至尊之位，無所顧忌懼怕，只有國史，足以懲惡勸善，如果寫得不真實(shí)，那么讓后世看什么呢？陛下如今叫史官修正《實(shí)錄》，很符合公正的道理?！?/p>